上一章茶餐廳講述《香港教協患“瘤”還能喘多久？》，教協公然利用教育資源在青少年群體中“植獨”，公開支持學生參加非法抗議活動，并大肆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輾轉而來的“教育黑金”。

從“金融大鱷”索羅斯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，一只只“顏色革命”的黑手伸向香港。接下來，港嘢君要揭開的是亂港派里的“洋面孔”：他們或披著外交官的外衣，頻頻為亂港分子撐臺面；或假借專家之名，為亂港分子出主意、賺取顧問費；或頂著新聞記者的頭銜，大肆勾連亂港分子并做輿論聲援。

恰如京劇里的“生旦凈末丑”，一幕幕“洋面孔”出盡“洋相”之后，他們露出真面孔——西方情報人員。

打氣出黑招，“心戰(zhàn)專家”密會馬前卒

2014年9月，一些亂港分子掀起“占中”運動的前后，來自美國駐港總領館的人員尚且隱藏在幕后，他們只是悄悄地接觸反對派，提供資金和策略指導，沒敢明目張膽地跑到亂港第一線。

五年后，他們直接走到了臺前和第一線。

一身齊膝職業(yè)短裙，腳蹬艷紅色的皮鞋，美國駐港總領館政治部主管朱莉·埃德（Julie A. Eadeh）在“反修例”運動中高調亮相。

2019年8月6日傍晚，金鐘地區(qū)JW萬豪酒店，朱莉·埃德與黃之鋒、羅冠聰、彭家浩等亂港馬前卒一同現身。

這一幕正好被香港市民拍到：黃之鋒、羅冠聰身著半袖、短褲之類的便裝，黃程鋒、彭家浩則穿著襯衫搭配西褲。

當朱莉·埃德疾步走來時，四人都迅速起身、握手并致敬，黃程鋒與彭家浩還拘謹地整理了下衣服，表現得“畢恭畢敬”。朱莉·埃德正是亂港分子的幕后“大老板”。

簡單的寒暄幾句之后，朱莉·埃德帶領四人走向酒店內的一個房間。外界猜測，他們或者一起去“跪拜”更高層級的人士，或者密謀進一步的亂港行動。

與亂港洋人沆瀣一氣，面對香港社會各界的指責，黃之鋒坐不住了。次日，他在社交網站上回應稱，他與朱莉·埃德等人密會只是討論《香港人權民主法》的立法問題，并乞求美方停止向香港警察出口******等。

“根本沒有什么特別。”黃之鋒還補充說。但特別的是，他們在萬豪酒店密會的第二天（8月7日），以黃之鋒等人為首的“香港眾志”宣布九月罷課。

2019年8月8日，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緊急約見美駐港總領館高級官員，就朱莉·埃德接觸“港獨”組織頭目提出嚴正交涉，并敦促美駐港總領館人員恪守《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》《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》，要求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。

朱莉·埃德的多重面紗也被層層揭開。她的公開身份是美國駐港總領館政治部主管，暗地里卻也是一名“顛覆專家”“心戰(zhàn)專家”。

1976年11月，朱莉·埃德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，童年時隨家庭搬到密歇根州，她先是在東密歇根大學攻讀本科，隨后進入喬治城大學當代阿拉伯中心并取得碩士學位。

美國國務院網站消息顯示，2002年，埃德進入美國國務院任人權事務研究員，并在兩年后派駐美國駐沙特大使館任政治官員，正式開啟了她的外交官和“顛覆專家”生涯。

自此，哪里亂哪里就有她的身影。2006年，朱莉·埃德成為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公民服務處處長。黎巴嫩戰(zhàn)爭期間，她還參與完成了美國二戰(zhàn)后最大規(guī)模的撤僑行動，成功撤出了1.5萬美國僑民。

猶如好萊塢大片中的情節(jié)，朱莉·埃德還將這段經歷寫成文章，發(fā)表在母校喬治城大學當代阿拉伯研究中心的內刊上。

上述文章中，朱莉·埃德還炫耀曾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穿防彈衣進行活動。2008年之后的三年間，她卻神秘消失了。

2011年夏天，朱莉·埃德出現在美國駐上海的領事館中，擔任環(huán)境、科技、衛(wèi)生與能源官員，卻一直默默無聞。直到2017年9月，她的名字又出現在美國國務院“領館及官方認可機構”名單中，她與丈夫已調到香港。

利用2008年之后的三年蟄伏期，朱莉·埃德相繼在臺灣與上海完成漢語培訓。不久，她與一名華裔美國人David Ng（吳仲明）結婚，并在2012年和2014年生下兩個男孩。

朱莉·埃德的丈夫吳仲明是一名香港裔美籍公民。來自美國國務院信息局網站顯示，他曾在美國駐上�？傤I事館任經濟領事。轉入香港后，夫妻二人主要負責聯絡商界和政界人士。

正是在朱莉·埃德夫婦等外交人員的運作和推動下，美國政府開始直接干涉香港事務。今年6月以來，美國國務院不僅多次公開指責香港特區(qū)政府，還威脅取消香港“獨立關稅區(qū)”地位，甚至威脅制裁部分香港官員。

一出出亂港“黑招”，也離不開一個個美國國家安全專家的支招。

挑撥離間蠱惑“亂港”，“狗頭軍師”賣弄巧實力

已近天命之年的美國國家安全專家惠頓（Christian Whiton）卻一直在與天理抗爭。

他善于包裝自己的政治經歷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執(zhí)政時期，惠頓自稱曾為國務院全球事務官員撰寫過演講稿，甚至曾擔任國務卿、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等要員的政策顧問；他還自稱一度致力向朝鮮施加國際壓力的工作；多名總統競選活動中，惠頓還曾擔任顧問和溝通協調員的角色。

惠頓自恃有著一顆智慧的腦袋。在福克斯新聞網站專欄中，惠頓自稱現任美國智庫“國家利益中心”（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）的高級研究員，并給自己扣上高級顧問、作家之類的頭銜。

種種包裝之下，惠頓實則禍害中國的“狗頭軍師”。

“過去，臺灣常被華府誤解是美中關系中的負債。但對抗中國當局，美國應該突顯臺灣，而不是把臺灣當成負債。”今年6月初，惠頓發(fā)表題為《為何臺灣是美國抗中最好資產》的文章。

該文章中，他極力蠱惑西方勢力支持“********”。恰在此時，香港發(fā)生“反修例”騷亂，惠頓又敏銳地嗅到了商機和揚名立萬的機會。2019年8月17日，惠頓現身黎智英等亂港分子的“慶功宴”。

他與黎智英交往甚密。茶餐廳第一章《香港“拆家”黎智英》講過，黎智英的助手馬克·西蒙（Mark Simon）被廣泛質疑具有間諜背景。

黎智英和助手馬克（右）

正是通過后者的穿針引線，惠頓與黎智英打得一片火熱，并與黃之鋒等亂港分子常有互動。

2019年8月17日21時20分，惠頓伙同馬克·西蒙乘坐一輛出租車離開宴會場。

一個多小時后，他在社交媒體上轉載了馬克·西蒙的一條“亂港”消息，并附上一段評論稱“本周六我將在福克斯新聞頻道上討論最近的香港事件，你可以計劃一下周末（會面）”。

馬克•西蒙（左）和惠頓（右）一同離開餐廳

惠頓沉浸在做“公共知識分子”的歡愉中，他是Fox News、BBC、CNBC、CNN、MSNBC、NHK、Sky New等多家電視頻道的嘉賓評論員。

在一系列視頻節(jié)目中，惠頓時常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辯護。談及香港亂局，他多次鼓吹：“在中美談判的艱難時刻，（在香港制造混亂）讓中國政府面臨這場危機，這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。”

這種厚顏無恥的挑撥離間，卻被惠頓冠以“巧實力”的稱謂。在其屢屢自吹自擂的作品《Smart Power：Between Diplomacy and War》（巧實力：在外交與戰(zhàn)爭之間）中，惠頓一度嘗試為美國國家安全提供一種現實的防御戰(zhàn)略，他極為推崇“巧實力”。

“這些政策可以扮演類似冷戰(zhàn)時期美國對蘇聯所發(fā)動的非暴力文化戰(zhàn)。”臺灣《鏡周刊》2019年6月12日文章援引惠頓的觀點。

惠頓極端反華，一直沉浸在冷戰(zhàn)思維中。他所鼓吹的“巧實力”，只不過是對美國學者約瑟夫·奈思想的“盜版”。早在2004年初，約瑟夫·奈就在著作《軟實力：世界政治成功的手段》一書中較早提出“巧實力”的概念。

惠頓鼓吹“巧實力”，其實還隱藏著他不可告人的商業(yè)動機。眾多頭銜之中，他還是一名商人——Banner Public Affairs公司的副總裁，這是一家專門從事政府關系的公關公司，主要負責就公共外交、媒體和東亞事務等議題向美國當局提出建議。

借助商業(yè)智庫和非政府組織（NGO）等亂港，是西方勢力慣用的伎倆。港嘢君在《索羅斯亂港的賊心與賊膽》一章講過，索羅斯亂港的核心手法是，利用NGO多方扶植顛覆他國的“顏色革命”，進而達到趁亂打劫的目的。

在福克斯新聞網專欄中，“巧實力”“顏色革命”“干預主義”是惠頓筆下出現頻率頗高的詞匯�；蓊D也深諳“顏色革命”之道，他也以“顧問”之名招搖斂財。

惠頓雖有搞亂香港的賊心，卻沒有“金融大鱷”索羅斯的賊膽——后者動輒謀取十億百億美元。但是，惠頓只賺夠顧問費就心滿意足。

寫書拍照“做掩護”，角色頻換如“走馬燈”

你方唱罷我登場，香港已成為各方勢力的舞臺。上文所述，一些西方勢力已不甘幕后遙控，而是直接粉墨登場。不過，一張張洋面孔和略顯臃腫的身材難免“鶴立雞群”。

凱文·羅奇(Kevin Roche)多次出現在騷亂的隊伍中。他坐在天橋樓梯上休憩時，很快被香港媒體抓了個“現形”。當時，他正在給一名記者發(fā)信息。

這一次，假新聞人遇上了真媒體。

從署名等信息來看，凱文·羅奇是美國《紐約時報》的編輯。香港《大公報》則披露說，他還是多場騷亂的“洋指揮”，多次向亂港分子提供香港警方行動的訊息。

新聞記者能奔走四方打探消息，也經常成為西方情報人員掩護身份的“掩護牌”。多年前，美國攝影記者丹·加雷特（Dan Garrett）就被香港曝光身份復雜。

2014年10月30日，美國《紐約時報》網站文章也承認，丹·加雷特是美國國防情報局（DIA）、美國國家安全局（NSA）的前情報分析人員。

在香港，丹·加雷特的公開身份是一家網絡媒體的攝影記者，他對“港獨”和反政府活動的新聞選題最有興趣。他幾乎逢亂必現身，并常穿搭灰色馬甲或白色T恤衫，脖子上掛著一部單反相機。

從所發(fā)布的百余張圖片作品來看，丹·加雷特更愿意將鏡頭瞄準香港警察發(fā)射******的一面，而對暴徒毆打路人、襲擊警察、打砸公共設施等畫面視而不見。

選擇性報道一直是西方媒體揮之不去的通病。丹·加雷特作為攝影記者的背面，還有多重身份。每逢研討會等思想亂港的場合，他會脫下T恤衫和黑色短褲，換上西裝、打上領帶，衣冠楚楚地出現在人前人后。

丹·加雷特潛伏香港多年。2014年9月5日，即違法“占中”運動的前夕，他就出現在所謂“香港2020”政改討論會上。

這是香港學聯代表、美領事館人員組織的亂港會議。會上，丹·加雷特不動聲色地傳達指令：華盛頓要求繼續(xù)在香港推動社會、民間力量爭取民主運動，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會遠東做“前鋒”（炮灰）。

“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。”演講中，丹·加雷特還給參會學生做出許諾。

那一次公開曝光后，丹·加雷特一度承認與美國駐港前領事夏千福（Clifford Hart）一樣出身于五角大樓，后者曾為美國發(fā)掘、培養(yǎng)、扶植新一代利益代理人立下“汗馬功勞”。

丹·加雷特亂港之舉惹得天怒人怨。2019年9月26日，他再次飛進香港時，已被出入境管理部門依法禁止入境。

被果斷拒絕后，丹·加雷特氣急敗壞地對《香港自由新聞》（HKFP）傾訴，他這次來港是為執(zhí)行“一些正策劃中的書本、紀錄片項目”，包括約見朋友、學者以及購物、攝影，并“觀察十一（國慶）及香港的抗議文化”。

加雷特擁有博士學位，著有《中國香港反霸權抵抗：可視化城市抗議》一書。他還在社交媒體上炫耀說，他已經在香港生活了20年，還用鏡頭記錄了600多場騷亂和游行。

從間諜、攝影師到文化學者……丹·加雷特又換上了證人的行頭。

大約返美一周后，他衣冠楚楚地坐在美國國會中國執(zhí)行委員會（CECC）的證人席上，大肆攻擊香港和“一國兩制”政策。

香港亂局已持續(xù)數月，恰如京劇里的“生旦凈末丑”：一張張“洋面孔”“洋相”百出，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——西方情報人員。

香港市民到美領館外舉標語抗議

來源：港嘢茶餐廳